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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财产权制度——记首届青年法学家论坛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2月10日第863期 [编辑]:葛明瑜 [发布时间]:2016-1-16 20: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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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非常重视学科基础理论建设,注重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以及内部二级学科之间的跨学科交流,大力倡导原创性学术成果,推动中国学派的形成。为进一步促进青年学者的交流,为有潜力的法学学者提供深入讨论和成果发布的平台,培养明天的“法学大家”,2015 年10月的最后一天,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协办的“首届青年法学家论坛”在北京怀柔召开。下面将参加会议各位青年学者研究成果的主要观点略作展示,以飨读者。

刑法上的财产概念

北京大学法学院  车浩

关于刑法上的财产概念,需要走出两种观念和实践中的认识误区。一种误区是,仅仅从民法上的权利观念出发来理解刑法上的财产概念。这会陷入刑民不分的泥潭,无法回应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另一种误区是,轻视规范视角,过分倚重经济性思考进行实质判断的倾向。纯粹从一种经济性的视角来理解财产,无法对法律体系和社会信任体系的建立发挥正面的激励和引导作用,使得刑法对财产的保护,有一种非平等的、嫌贫爱富的阶级性特色。要走出上述两种误区,应当将财产视作人格发展的基础工具,重视法益主体的法益支配权,以“人”为中心重构刑法上的财产概念。

 

财产权人集体决策、代理成本和土地溢价分配——以“模拟拆迁”为视角

北京大学法学院  陈若英

我国棚户区改造过去十年间广泛使用“模拟拆迁”和“二次征询”模式。研究这一模式的制度安排有利于我们思考与财产权相关的三个重要问题:财产权人的集体决策,不动产征收中代理成本的控制机制和土地整合溢价分配的衡量标准。不动产所有权人集体决策的难题有多种表现形式,除了模拟拆迁外,还有农村集体土地流转中的集体决策和城市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等。因此,对模拟拆迁实践的反思具有普遍意义。同时,这样的反思可让我们跳出以司法审查威慑征收代理人的传统思路,促使我们关注不动产征收中的信息公开、平等对待等程序性保障。以模拟征收对土地溢价的分配方式为例,应摒弃笼统的公平之争,从三方面综合考察土地整合溢价的分配:行政成本、矫正正义和分配正义。

 

农地“三权”分置的法律表达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高圣平

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等“三权”分置已经成为主导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理论,反映着农村经济关系的新变化:在农地已经不完全由承包户经营的情况下,土地经营权有了从农户的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的必要。我国法律上反映土地利用关系的法权结构,向来没有采纳“权利束”的观点,而采取“母子”结构,即在他人土地所有权之上设定土地利用权,并根据利用用途的不同给予分别定名。“三权”分置这一经济思想体现在法律上,可以采取农户在集体所有土地之上设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发生流转关系时,即在该土地承包经营权之上为土地经营人再设定土地经营权。如此设计可以降低制度再造成本,现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工作无须重新设计,也使得《土地承包法》等法律的修改变得相对容易。

 

财产权问题必须公私法共同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胡锦光

财产权问题传统上被认为是私法上的概念和范畴,属于私法问题。近代自产生公法以后,财产权同时属于公法上的概念和范畴,亦属于公法上的问题。只是公法和私法从不同的角度及基于不同的对象讨论这一问题。实际上,两者在立场上是相同的:均是要如何更好地给予尊重和保护。公法是关于公权力的一系列规范的总和,公法对于公权力虽然发挥着赋权、保权的功能,但作为其基本前提的功能仍然是控权。而赋权、保权、控权的基本目的都在于尊重和保护人权。公法不仅要求公权力必须制定民事规范以尊重和保护财产权,即要求立法作为的义务,更要求公权力自身必须尊重财产权,即公权力如果要限制财产权必须具有充分的理由、采取适当的手段、符合正当程序及在合理的限度之内。中国社会的发展对财产权的尊重和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诉求,因此,公法学者与私法学者共同研究这一课题是非常必要的。

 

行为法经济学视野下的财产法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  李学尧

行为法经济学中的各类理论中,对法经济学最大的挑战,莫过于损失厌恶对科斯定律的批判。该理论认为损失的主观感受甚于等量所得的主观感受。这对科斯定律的双重冲击是:第一是实证视角的冲击,初始配置与最终配置是一致的,由于存在损失厌恶,这是不可能的;第二是规范视角的冲击,即谈判之后的配置是有效率的。科斯定律说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不管权利如何初始配置,当事人之间的谈判都会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利配置界定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所以,产权的配置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损失厌恶研究最核心的战场就在财产法。也正是这个原因,我对行为法经济学的研究,首先放在了财产法。从目前的研究状况,将行为法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公共政策与立法,仍然还为时过早。更重要的是,我们仍然需要在元理论上回答这样的质问:法律是否应该使人们消除偏差,并引导他们向更理想化的方向发展;法律的干预是否真的有效果呢?

 

家产构成的第五元素:婚前按揭房产分割的一个法理思考

北京大学法学院  凌斌

《婚姻法》“解释三”规定,“婚前一方与银行签订抵押贷款合同,银行是在审查其资信及还款能力的基础上才同意贷之所以需要考虑贷款银行在按揭房屋上的合法利益,是因为按揭贷款购房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和当代家庭基本的生活方式,即银行贷款成为了当代中国家庭基本的经济基础。中国家庭将会持续面临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化生存的经济社会压力。这就要求法律特别是司法能够有效保护作为现代家庭经济基础的住房市场和信贷市场。但是另一方面,支持这一司法解释的主张也应当看到,承认贷款银行的合法利益,并不意味着赋予其“优先权利”,更不意味着其当然具有高于其他债权人的法律地位。笔者在《中国式家产》一文中主张,采取“两个平等”(夫妻双方平等,双方父母平等)和“两个优先”(父母先于子女,夫妻先于银行)的财产分割原则,必须考虑但是最后考虑按揭银行的贷款利益。这意味着要以各方平等的债权为基础,决定房产的物权归属和债权的求偿次序。基于平等债权基础上的“上层结构”,建立债权关系的“差序格局”,翻转了梅因所谓的“从身份到契约”的法律进化方向,呈现“从契约到身份”的伦理关系和法律秩序的重建。

 

权利、行为与现代财产

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  梅夏英

从历史的发展角度看,财产的发展实际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客体意义上的财产,也就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即存在的有体物财产;其次是权利意义上的财产,即当有体物的外延不能涵盖一些非物质性的财产类型时,人们通过抽象拟制的“权利”来指代财产,例如知识产权、股权等财产类型;再次是行为意义上的财产,也就是把动态交易的内容也拟制成一种静态财产,合同给付行为被纳入财产的范畴;最后是金钱意义上的财产,也是最抽象意义的财产,财产的构成以金钱价值的衡量为标准,如银行账户、保险单、特许权、营业权、商誉、养老金福利资助等对象都可以被视为财产。将数据视为财产,正是在这种意义下形成的一种观点。

 

财产权的宪法化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本位”立法

清华大学法学院  聂鑫

财产权保障是私法的核心内容之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也被写入近代宪法。可随着20世纪以来法律社会化的潮流,私权不再绝对而受到公法的规制,财产权社会属性也为现代宪法所确认,其标志是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的颁布。古代中国亦承认私有制,但财产权的绝对化在传统中国则遭遇政治与社会的障碍。传统的民生思想与现代的社会本位理念相结合,使得近代中国宪法财产权的规定在内容及体系安排上,与其他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相较有所不同。在近代中国移植西方法律的过程中,保护财产权的民法典与限制财产权的社会本位立法(如土地法、房屋租赁管制法)同时引入中国。与今日中国相比,尽管近代中国工商业欠发达、市场化程度很低,但1930—1940年代公法与私法在财产权问题上的沟通似乎更加通畅,社会上也更少关于相关立法合宪性的质疑,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财产权的多重意义价值

清华大学法学院  申卫星

1.财产权的无体化维度。从有体到无体的变化,不论有体是固体、气体还是液体,都不能涵盖空间、电力、无线电频谱资源等自然力和自然资源。2.财产权的伦理化维度。在现代基因技术被广泛采用的过程中引发的诉讼,表明我们未来的民法典不得不对这种具有伦理性很强的客体进行回应:是否应被纳入极有财产权的概念当中。3.财产权的人格化维度。财产与人格具有紧密的联系,应该赋予财产权更多的人格保障使命。4.财产权的社会化维度。财产权也有一些缺点:一是财产权运用的外部性问题。二是财产权会造成垄断。三是如何解决财产权带来的社会不平等问题。5.财产权的宪政维度。可以将宪法关于财产保护的价值理念,通过民法基本原则的运用,间接作用于私人之间;此外,在民法解释当中,存在多种解释可能时,所选取的解释结论应符合合宪性解释原则。

 

中国宪法财产权制度的历史流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  田夫

中国宪法财产权制度源自苏联,而苏联财产权制度又可溯至大陆法系。在大陆法系,财产权既表现为以自然权利、基本权利为代表的主观权利,又表现为客观法律秩序。苏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继承了大陆法系的法律观念。由于制度层面的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在苏联成为现实,苏联财产权制度过于表现为异化的客观法律秩序的面相,而淡化了主观权利的面相。从“五四宪法”区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苏式财产权制度,到2004年修正“八二宪法”写入“私有财产”,中国宪法财产权制度中的主观权利面相开始呈现。未来中国宪法财产权制度应在尊重社会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大陆法系法律观念的合理内核,向主观权利与客观法律秩序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

 

中国宪法上财产规范的双重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王旭

中国宪法上的财产规范具有领域和功能的双重性,这种双重体系性是我们准确把握宪法财产规范实质的基本起点,也是立法者在具体化宪法规范的过程中需要妥善进行价值平衡的关键。从规范领域来看,财产规范存在着客观分配秩序和主观自由权的双重性。从规范功能看,财产具有经济功能和自由功能。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规定,共同形成了我国客观的财产分配秩序,明确了宪法上财产、资源等如何在国家、集体和私人之间进行分配,它们主要执行财产组织化运用进而创造价值以及公平分配的功能。以《宪法》第13条为核心形成了主观自由权的规范领域,它着眼于通过合法私人财产的保护来为公民人格自由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当然基于法律的限制和公共利益征收条款,它也暗含着分配正义的要求。

 

财产权竞存协调规则的讨论方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王轶

所谓财产权竞存,是指分属不同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指向同一标的物或同一义务人的责任财产,这些财产权利彼此存在竞争关系。确立财产权竞存协调规则的过程,就是面对冲突的利益关系,安排不同类型利益实现先后顺序的过程,就是一个作出价值判断的过程。

在价值取向多元的背景下,价值判断问题的讨论若想有效展开,不去探究讨论者分享的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根本没有可能。在没有最低限度价值共识的情况下,除了遵循维特根斯坦的名言:“伦理是不可说的,沉默”,别无他途。讨论财产权竞存的协调规则,也当如此。解释论角度的讨论,首先应当发现立法者在民事实定法中就此经由决断表达的价值共识,其次还要梳理裁判者经由个案裁决体现的价值共识。

 

民法典财产权立法的两个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谢鸿飞

中国当代财产权制度的发展有三个主要面向,即财产权种类增加、财产客体扩大和财产权管制与自由的“互嵌”,前两者又有所交叉。我国财产权制度的两个重要变化尤其值得关注。一是财产权权能的转让。法理上,财产权包含的权能不能成为转让客体,除非它已经被法律明确规定为一种权利(最典型的是用益物权)。我国现实交易中出现了一些新类型的权能转让,如资产证券化中的“资产”可能是酒店的收益权,但是,我国法并不承认它是一种独立的权利,导致资产证券化操作存在难以逾越的法律障碍。未来民法典似乎应对此有所回应。二是财产本身作为法律主体的情形有所扩大,突破了传统财团法人只限于公益法人的窠臼。比较典型的是证券投资基金中的基金、信托集合资金投资中的资金,它们服务于经济目的,但是,只有在它们作为独立的财团法人时,风险远距原则才能真正实现。这也要求民法典对此有所回应。

 

背信行为的法律规制

北京大学法学院  许德风

“背信”是对有约必守、有诺必行这一社会基本交往规则的违反。纵容“背信”会破坏市场乃至国家所依赖的诚信或信任基础。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的合理做法是综合相关因素,对当事人在交易中的真意及管制的目的加以衡量,以便在实现管制目的的同时,又不过度损害作为社会生活基础的诚信。平衡管制与诚信,鼓励诚信与阻遏背信的理念,在民商法领域中有广阔的适用空间。

 

财税法:实现私人财产权社会义务的法治保障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许多奇

私人财产权并非仅仅是“私人拥有排除他人干涉自己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而对他人没有义务”,因为不仅财产所有权(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的行使离不开社会,而且所有权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依赖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享有。换言之,私人财产权是一项有着社会义务的权利,依法纳税是私人财产权利履行社会义务的集中体现,是所有权绝对原则和所有权社会化原则的统一。

政府征税并非政府凭借税收对私人财产权的侵犯和剥夺,因为税收权力来源于私人财产权利。依法纳税不是私有财产所有人向政府让渡税收财产的所有权,而只是让渡所有权中的占有和使用权能,纳税人仍是纳税财产的所有人。从这一意义上说,国家税收是私人财产权利的一种延续——社会义务式的延续。而税法中的税收法定原则、量能平等负担原则、累进税率和负所得税等制度,则是实现私人财产权社会义务的法治保障。

 

学术新星成长为学术中坚离不开高层次的学术平台

中国政法大学  于志刚

第一,无论是从知识体系、学术背景、思维模式、表达习惯来看,还是从学术群体结构、交流形式、语言风格、研究品质来看,中国学术和中国法学都已经历经了至少一个代际演变,迈过了一个宽且深的学术代际鸿沟,正在走向一个全新的阶段。在中国法学的学术天空中,40岁左右甚至更年轻一代的法学家逐渐呈现出光芒四射的局面,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事实。在此种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专门举行一个年轻法学家群体的学术论坛,充分体现了作为中国最高水平学术期刊的学术敏感力和对于学术代际提升的充分肯定,更反映出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关注、支持、培养新一代学术精英的一贯责任感。

第二,无论对于法学还是其他学科而言,学术都是一个小众文化,学术提升既需要高质量的交流平台,更需要虔诚的学术交流仪式和学术态度。高质量的学术论坛,是学者们展示才华、净化学术、点燃激情和督促彼此奋发向前的仪式和学术“教堂”。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和在座所有的年轻学者一起,感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为大家搭建“年轻法学家论坛”这个高质量的学术论坛,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对于学术的诚意和对于彼此的敬意而来,都在期盼和等待这样一个促进学术代际提升的论坛。

 

中国产权制度的历史维度:核心财产的独有与共享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张生

从秦的统一开始,中国就成为一个“超级国家社会”,拥有广阔的领土和数量众多的人口。为了维系政治经济共同体的持续稳定与良好秩序,不同时代的国家对核心财产采取了不同的干预手段,以避免过度贫富分化,造成政治和经济的动荡。在古代,土地是核心资产,是财富之母,手工业、商业皆依赖土地而存在和发展。土地一般为家庭所有;又有为家族、村社所共有的财产,服务于社群公益事务;同时,存在相当数量的政府所有土地,为各级政府提供财富支持和应急保障。中国古代土地产权呈现出一种组合形态:以家庭所有为普遍形态,以社群、国家所有为补充。多种形态的产权所有制,在功能上保障更多的社会成员可以分享土地的收益。

中国当下已迈入工业和后工业时代,核心资产已经由原来的有形物,逐渐智力化、无形化,产权的功能也更加开放,不仅为个体所独有,也更加为群体所共享。特别是互联网、物流网等公共设施,其产权具有公共性,其权益也为公众所共享。独有仍然为产权的基本形态,但共享资产将会在更广泛的领域存在并发挥作用。

 

我国宪法中社会主义条款与财产权条款解释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张翔

我国宪法中的私有财产保护条款和社会主义条款之间存在紧张关系,而协调此种紧张关系是我国财产法制度建构和民法典编纂的重要问题。私有财产保护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但是批评者认为,所有权的观念不能与社会的理念相违背,充分考虑财产所处的社会关系并以法律设定适当的界限,才是真正实现财产自由的方式。在各国的法律发展中,财产权在单纯保障个人自我负责的生活之外,也逐步发展出社会利益分配与协调的功能。这意味着,财产权固然仍然是为个人利益存在,但财产权的行使却需要同时有助于公益。在保障财产的“私使用性”之外,财产法制度的建构也应同时考虑“社会平衡”、“社会公正”等因素。这无关乎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而是我国现行宪法中两类规范的并存为立法者设定的最优化协调的任务。